庄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6500年前，人类就在这片依山傍海、河流纵横、气候温润的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数千年来，勤劳质朴、聪明智慧的庄河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庄河历史和文化。徜徉在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廊之中，最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当属清朝中后期及民国时期的庄河文化。这一时期的庄河文化不仅是解放前庄河历史文化辉煌鼎盛时期，同时在大连、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以前庄河人烟稀少，唐太宗东征时其海路大军，曾在庄河沿海的唐恩浦（今大郑镇的唐儿府）、桃花浦（今花园口开发区的花园口）登陆，以后关内的流民多经此而来庄河定居。
清顺治年间，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大量关内移民接踵而至，形成了大孤山、青堆、红崖为中心的人口聚集地。饥荒和战乱迫使大批关内民众“闯关东”，选择了庄河这一方风水宝地。清中后期至民国期间，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数量激增，庄河的社会形态已经趋于成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人文荟萃、学风勃起、星光璀璨的文化盛景。主要特征是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文人和优秀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被誉为“嘉道名家、辽东学士”的“大连第一诗人”多隆阿及其《慧珠阁诗钞》；史称“辽东三才子”（多隆阿、李克昌、许文运）之一的许文运与《浒东诗钞》及其“许东诗派”；堪比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坛新星李满红及其长诗《向敬爱的祖国》；“儒林泰斗”教坛诗杰刘滋桂及其《聊斋志异逸编译注》；善画墨竹的著名书画家喜禅及其墨竹；卓有成就的花鸟画画家孙同九及其《梅林百鸟图》长卷；以及书法家李绍阳、刘永康等等，不胜枚举。他们犹如群星璀璨，光照古今，他们以其文明和智慧书写了庄河历史文化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
        多隆阿（1794—1853），姓舒穆禄氏，字雯溪，满洲正白旗，今吴炉镇孙家堡人。多隆阿少年聪慧，天性好学，嘉庆十七年（1812年）补为博士弟子员，每试均优。道光五年（1825年）举“拔萃科”第一名。因无心官场仕途，潜心读书致学。曾在南京金山书院与当时大收藏家符祥艺同院讲学，后任盛京莲宗书院、山西平阳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校长）。多隆阿一生博学多识，著述颇丰。先后著有研究《易经》的专著《易原》十六卷；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多识》十二卷；诗歌集《慧珠阁诗钞》；并精于阴阳堪舆之说，著有《阳宅拾遗》四卷，等等。可谓“胸横万卷”、“著作等身”。当时的许多文人评其为“理学名家，博极群书”，“旁通诸子百家之言”，享有“嘉道名家，辽东学士”之美誉，“学术成就堪称清代东北地区的著名学者”。
        多隆阿善诗，一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见于诗，著有《雯溪诗草》十九卷。其代表作《慧珠阁诗钞》共16卷，辑于《辽海丛书》仅是其中一卷，收录83首，加其他散见地方志中的零星诗作总约200余首。《慧珠阁诗钞》是他从嘉庆十五年（1820）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29年间的诗集。多隆阿的诗名物言志，行笔自然旷达、朴素流畅，韵味隽永、醇厚，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兼有陶潜之风和唐诗之韵。被同时代学者称为“岫岩之精、英那之灵”，赞其诗为 “唾玉成章、词珠丽于吐凤”。当代史学家则认为，多隆阿是 “高山之俊鸟，大连第一诗人”。
        多隆阿对自己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诗大多描写家乡庄河和大连地区的作品，把理想和安慰寄托在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如《游黑岛山寺二首》中写道：“我爱秋容淡，闲寻野经斜，白云含谷絮，红叶晚山花。浅水余残苇，清流走细沙。行行力微倦，暂歇野人家。”又如《渡碧流河》：“扁舟泊岸暂停桡，稳渡轻车驷马骄。白浪叠声风蹙水，碧流忽溢满海潮。临河顿作清澄想，饮洒能将块垒浇。遥指沙鸥三五个，低飞斜掠杏帘飘。”他的《复州十咏》吟道： “地志详查记未讹，一州形胜入包罗。山连北界椒花岛，水绕东陲毕里河。户尚淳良污俗少，人敦礼让古风多。年年倘有丰年庆，四野应听击壤歌”。描写了复州胜景及淳朴民风乡俗，抒发了作者爱家乡的美好情怀。也有的作品表现了作者率真、耿直和鲜明的爱憎，抨击时弊感叹世态炎凉。如《拟古》中“世道幻于鬼，人情薄如纸。”又如“太息人情薄似纱，睽乖相聚亦天涯”。有的诗则以清高和不俗自我满足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如《人参》中：“大丹多是误人物，小草居然济世才。可笑秦皇与汉武，偏将仙药访蓬莱。”
多隆阿学识渊博，涉猎广泛。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易原》16卷。他以十余年学习《易经》的心得体会和专研考据而追推其源，“疏导先儒论易之源，冀使中无壅塞，流庶孔长”，邃名其著为《易原》。他研《易经》确不迷信。时逢家乡久旱，乡邻祈求神灵，跪香求雨。他对乡邻解释说，“雨是自然现象，不是神或龙王能够下的”。多隆阿治学严谨，《易原》从道光七年（1827）到道光十七年（1837），十年间五易其稿始刊行于世。
        多隆阿家族世居庄河，诗文传家，其堂侄恒龄，咸丰元年举人，曾任光禄寺署承。恒龄的诗《王家岛纪事》、《黑岛春游》、《樵词》等，对家乡山光水色的描写，寄情山水，笔调清新，堪称山水诗人。多隆阿后人改姓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东北的著名画家孙同九是其后裔。被誉为“辽东三才子”之一的许文运，字风楼，木耳山潮浒沿人（今栗子房镇），生于嘉庆道光年间，是清末大连地区著名诗人，其诗作《浒东诗钞》共四卷，约千首。
        许文运一生未仕，隐居于庄河木耳山村潮浒沿（今栗子房镇）。少年时三次应考童生皆未中，遂决心抛弃八股课艺专攻经史、诗词。他一生中陶醉于诗的王国里，借诗抒情言志。他在《幽居自遣》一诗中抒发了个人心境:“才疏未敢逐鸿毛，萧散原非幕节高。引绿当门先种柳，招红绕屋遍载桃。平章外务儿兼摄，管领中厨妇代操。只有诗愁无可遣，闲寻韵友共挥毫。”他擅长山水田园诗，其诗大多赞美家乡山水。如《过黄花岭》：“欲上天无路，丹梯势倒悬。人行飞鸟上，马走乱云边。大壑泉声吼，阴崖虎迹穿。忽逢樵叟过，问路向前川。”又如《尖山遥途中作》：“虚谷迢遥策马穿，双峰叠起半空悬。青松高插三千丈，摇动龙鳞欲上天。”
        许文运虽然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田园诗的高手，但在他的诗中更多是关心民众疾苦，描写人民饥寒、战争苦难的篇章。他的《饥人叹》诗中写出“金复连年田水潦”，富家大车小车逃荒，贫者则“难远征”，只得“携男抱女连袂乞”，然而“叫杀门前多不应”的现实生活场景。在这里，诗人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鞭挞封建社会的腐朽，忧国爱民之情表露无遗。同时诗人在诗中也抒发了“安得彼苍雨菽粟，普济千村与万屋”，“老者常闻康衢歌，少者不见穷途哭”的理想抱负和美好愿望。
        受其影响，许氏一门在咸丰年间曾出现过“许氏三观”：许壮观，字可亭，咸丰年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许瀚观，字浩亭，光绪乙酉科拔贡；许大观，字辉堂，光绪年进士。另有嫡系许际阁、许高观、许恩光、许韬光、许秉忱等诗画名人，均名噪一时，皆孚文名。因其诗作风格相近，形成著名的庄河“浒东诗派。
        民国期间，在庄河乃至大连地区一位重要诗人就是青年爱国诗人李满红（1917—1942）。李满红，原名陈庆福，曾用名陈墨痕。“九·一八”事变后，年仅十六岁的李满红就接过父亲留下的枪，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为追求真理，1934年李满江告别了正在病中的母亲，流亡关内，先后在北平知行补习学校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展露才华开始写诗，曾在《中学生》杂志以“墨痕”的笔名发表短诗。由于战乱，李满红先后流亡到南京、长沙、桂林、重庆等地。1939年在重庆北碚黄角树东北青年升学补习班学习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在那里结识了端木蕻良、萧红、靳以等人，使其受益匪浅。同年李满红考入西北联合大学（由原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而成）外语系，开始以李满红为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发表诗歌。从这时起到逝世的三年中，是李满红诗歌创作的高潮。除了在《文群》上，他还在桂林《诗创作》、重庆《诗垦地》（邹荻帆、姚奔编）、香港《时代文学》（端木蕻良等编）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许多诗歌。1942年6月12日，因饥寒交迫、心力劳瘁，李满红病逝汉中，时年仅25岁。
        李满红虽英年早逝，但他“是个很有才华，创作前途未可限量的年轻诗人”（诗人姚奔语）。他的诗感情充沛、爱憎分明、风格明快豪放，有丰富的想象力。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称李满红“是最有希望的诗人，假如给他以充足的时间，他会表现出与马雅可夫斯基近似的锋芒”。北京大学教授杨晦在西北大学为李满红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中，把他比作英国诗人雪莱。他的遗作千行长诗《向敬爱的祖国》原稿也幸赖杨晦教授得以保存。作家靳以曾作过《忆萧红和满红》一文寄托哀思。诗人姚奔为李满红编选了一本诗集《红灯》并为之写编后记，交由福建《现代文艺》主编靳以编入现代文艺丛书，于一九四三年出版发行。
爱国主义思想是李满红诗的主题，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目睹“九·一八”东北烽烟，投身过“一二·九”运动的洪流，他在战乱的长沙大火中逃生，他遭遇重庆大轰炸，以后又领略过西北黄土高原的壮丽风光。他把这一切都写入自己的诗章，勾勒出三十年代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寄寓了儿子对母亲的爱恋之情。他写自己在家乡庄河海边和阳光中度过的金子一般的生活，写留在沙滩上捕捉青盖蟹和海螺的足迹，写满载鱼虾的归帆，写原野上的高粱风，然后笔锋一转，写道：“但在那九月的黑夜，敬爱的祖国，就蒙受了耻辱”，“海面上从此浮着死尸，染着血迹，海被海盗蹂躏了。”
“火烧过的村庄，
一片烟迹和无限凄凉，
艾蒿都生长在门槛旁，
黄鼠狼子咬着小鸡的翅膀，
退入墙窿，
狐狸满山跑，
野狼把嘴巴插在地下，
用爪子扶着鼻孔鸣鸣长皋，
禽兽猖狂当道，
而我们的同胞，
饥饿、流离、路倒…”
        李满红相信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诗中写道“祖国呀！你不可征服！”
        李满红诗歌语言淳朴，意境清新。如“纸铺三冬雪，诗成一树花”。虽然身处战乱逆境中，李满红豁达乐观，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他的诗歌构思新颖，热情奔放，富于鼓动和号召力，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他在《信念》中写道:
没有一个少女，
那么愚傻，
把蒙着灰尘的镜子
摔碎了！
光明的本质
仍然存在;
太阳也有
被云雾遮蔽的时候。
这些带有哲理性的诗具有普遍的思想意义，坚定了人们对光明的信念。他的诗不拘于形式，语言口语化，不讲究押韵，但读来流畅顺口，如《黄昏的来信》中：
北方的草长了，
敌人在那里牧马；
那些枣骝色的大马呀，
在吃着，
刚发芽的庄稼！
故乡的人，
都逼得无法生活，
男的被杀，
女人跳河！
老年人上庙叩头，
求菩萨保佑；
小伙子都套走了，
拿着枪在山里和敌人苦斗。”
        李满红是一位从庄河走出去的青年爱国诗人，是一颗在漫漫长夜中腾飞而起的诗坛新星，虽然转瞬即逝，但他的光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时期享誉大连乃至辽沈的地区的另一位大学者和诗人是刘滋桂（1852—1934）。刘滋桂，字罄山，出生于庄河县（今庄河市）庄河镇一个家业中落的宿儒世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廪生考中甲午科优贡生，曾任梨树书院山长和庄河厅设治后首任劝学所总董。
刘滋桂从教一生，也是勤奋治学的一生。他治学严谨，经、史、诗、文涉猎广泛，曾被家乡誉为“我邑儒林之泰斗”。1906年前，刘滋桂在沈阳的一段经历使之与大学问家袁金铠成为文字挚友，并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八世孙蒲英灏文交甚密。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一书的结构、作者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等，对该书作过数百条眉批，并从原著手稿发现其中28篇为通行本所无，后经蒲英灏刊印《聊斋志异逸编》。刘滋桂为该书撰写序言，详细介绍了“手稿由蒲氏七世孙家人于咸丰同治年间携眷移居沈阳时，随身带出”的经过。继则他又著有《聊斋志异逸编译注》一书刊行。他的《序言》和《评注》成为后世研究《聊斋志异》的权威之作。
        刘滋桂不仅善文，而且工诗，一生中留下许多诗作，被称为“教坛诗杰”。现存《恢默书屋诗钞》4卷线装一册，1928年在沈阳刊行，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他的诗大多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如在《已末暮春和庄河县长廖彭升任银州留别四章》一诗中云：“嘘植万民征吞忝，肃清四墅涤尘毛，可怜庄属攀辕者，借冠无绿转郁陶”。在其《恢默书屋诗钞》的自序中也抨击官吏贪赃枉法，发出“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的呐喊。他的山水游记诗所占比重较大。如《游般若洞》:“……林间果坠随取携，回首烟峦半隐见。樵夫路遇寂无言，红叶肩挑云一片。”《秋日登大孤山绝顶》诗中写道：“鸿雁天空叫，烟云足下蒸。一声高处啸，万壑响齐应。”
        与此同时，庄河地区的书画艺术创作逐渐兴起，一些书画家的及作品享誉东北，甚至流传至日本、朝鲜等地。墨竹画家最有成就者为僧人喜禅（1881—1953）。喜禅，原名延天循。山东广饶大廷庄人，8岁时逃荒至庄河鲍马屯（今兰店乡鲍马村）。家境贫寒困窘，14岁的喜禅皈依佛门进庄河兴隆寺做了和尚。他兴趣广泛，酷爱书画。受师叔悟三（画家）和当时一些画家（王六皆等）的影响，从16岁起开始学习画竹。他以造化为师，云游南国竹乡。先后到鲁、皖、苏、湘、鄂、川数省的著名竹乡，观察竹林，揣摩画竹之法。上个世纪初，喜禅云游湖北，在黄冈茫茫竹海中搭草棚，凄风沐雨居住一年，精心观察竹子在春夏秋冬，晴风雨露中的不同姿态，并用笔蘸水在黄表纸上写生。写生归来，行径安徽无钱食宿，试作中堂两幅请店家代售，顿时被人抢购一空，并引众人索画。后经山东烟台渡海回庄，屡试身手，声名鹊起。从此卖画鬻书，成为半僧半职业画家。
1918年， 37岁的喜禅再去湖北写生，终得其法，成竹在胸，形成自己画竹风格。其特点是：笔墨腾绰、变幻多姿。画竹干雅逸挺拔，刚柔相济；画竹枝多用中锋起笔，笔口送到，使竹枝有弹力感而又不雷同；画竹叶沉着有力灵活自然、飘逸流畅。喜禅画竹从立意、构图、技法和程式化的表现等诸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他博采众家之长，而不因袭其他画家。他所画的“通天笋”、“半截塔”自辟蹊经，给人以奋发向上的感染力，让人感到画面意像的空间是有限的，但其所包含的意蕴是无限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和意境，使其作品深受社会各阶层人们喜爱。
        喜禅才思敏捷、技法娴熟。他作画时常常先静坐构思，然后飞速落笔，片刻而就，多时一天作画达40幅。晚年功力弥深，一生中写竹2万余幅，作品在辽宁广为流传并流传日本、朝鲜等地。
        喜禅不仅善画墨竹，书法也很精妙，并善左右握管，字迹飞逸秀丽，笔力深厚豪迈，颇具狂草之韵味。他曾临《怀素自叙》狂草帖，飞动圆转、流畅飘逸又不失严谨。喜禅的楷书也颇有造诣，如《重修庄河兴隆寺碑》等，用笔遒健，端庄清秀，对庄河书法艺术有一定影响。
        在花鸟画方面卓有成就的画家是孙同九（1897—1953）。孙同九，名世昌，小孤山孙堡人（今吴炉镇）。少年时酷爱国画，花卉、鸟兽、山水、人物无不精通，尤以画梅为最，青年时多画墨梅，中年以后色墨并重，有“铁梅同九”之称。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经常观赏故宫历代书画，结识画界名流，画境大为提高。他曾绘校长蔡元培闲庭赏雪图，博蔡老赞许。他博采众家之长，远学王冕，近师吴昌硕，刻苦临摹冒辟疆的老梅，彭玉麟的大梅，罗两峰的密梅和宋人的雪梅等，又多次游厉江苏邓尉（苏州万峰山）浙江孤山（杭州西湖）一带的著名梅林，画梅技法日臻成熟。他在题梅花诗中说道：“画笔曾学杨补之，卅年涂抹费神思，。一自邓尉归来后，万树千枝是我师。”孙同九笔下的梅花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或临崖傍水，或临风傲雪，或停霜映月，或披烟带露，密之如香雪海，疏之仅一枝一花，皆具有高洁典雅气韵和深远隽永的美感。欣赏他的画卷似有一股清气扑及眉宇的感觉。孙同九晚期作品《梅林百鸟图》长卷（400cm*40cm），完成于1951年，被沈阳故宫博物院做珍品收藏。他的《报春图》，以象征手法，老梅知春，写隆冬已逝，春回大地之景，表达对祖国解放的喜悦和美好祝愿。1984年，鲁迅美术学院一位资深教授晏少翔评价孙同九及其作品时说：“辽宁二百年前出了个高其佩，近百年来出了个孙同九，他是辽宁的荣誉”。 　　
        孙同九早期作品 除了庄河本地大批文学艺术人才脱颖而出，多有佳作问世以外，这一时期的另一文化现象就是大批外地名流文人纷纷来庄河，寄居或临时活动。如山东黄县人刘永康，号溪东老人。清道光年间进士，任朝廷翰林，咸丰年间辞官不做，定居庄河石山（今兰店乡石山）。刘永康善书法尤工楷书，他为青堆普化寺撰写的碑文，用笔遒健，结构紧凑。又如善书法以行书见长的山东人马殿臣，以善画兰花的山东黄县人董麟山，善画写意山水和花鸟的上海人李益亭，等等。他们寄情于庄河这片青山绿水、淳朴民风，更把浓墨重彩深深地铭刻在庄河的历史文化中，成为庄河永远的记忆。
        一座富有文化底蕴和文化辐射力的城市，往往与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相依存。以多隆阿为代表的文化先贤们及他们用智慧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庄河历史文化，是庄河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让这段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重放光芒，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保护庄河的文化特征，延续庄河历史文脉，丰富庄河的文化内涵，展示庄河的文化魅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