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僧喜禅的传奇一生

张兮兮

        相对于北京以南，黄河以及长江流域古时所称的中原来说，东北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被称为蛮夷之邦，无论是泱泱金辽大国，还是元明清鼎盛时期，文化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这样的人文历史环境造成了东北地区艺术文化少交流的缺憾。

        19世纪后期，天灾人祸的原因使山东人口大量流入东北，特别是辽东辽南地区，像我们大连就有近八成人祖籍山东。悠久蕴厚的鲁文化给东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原本贫瘠的东北大地呈现了后来的文化繁荣景象。画僧喜禅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位优秀的画家，他的出现给东北特别是辽宁地区艺术史挥写了光辉的一笔，他所画的墨竹对辽宁本土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喜禅，生于1881年，卒于1953年。法名昌庆，原名延天循，又名延培基、伯庄、东阁、寿镝等；在其画中落款还常见“佛子昌庆”、“青龙山僧”、“漾溪”、“邮罗”等名。

        喜禅一生为僧，藏身草野，一心作画向佛，却并不是两耳不充天下事，人在墨竹雅韵间，心向人间千百苦，有着上古志士的侠肝义骨。关于他的传奇一生，至今仍在民间广为传诵。

1.自幼家贫，少年为僧；饱读诗书，专事画竹

        据《庄河县志》记载，喜禅祖籍是山东广饶大延庄，其父延明智早年在县衙做过小吏，一生不得志，是个性格孤僻的落魄文人。光绪中叶，喜禅8岁，家乡遭淄河水患，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全家逃荒至辽宁庄河鲍马屯落户。

        喜禅自幼家境贫寒，搬到鲍马屯后，因为是外来户，受到本地户的欺负，生活依然困窘，这使得他的父亲延明智感觉对不起一家人，整日唉声叹气，既慨叹怀才不遇，又为世事忧患，整日无所事事，既不种地，也不做活，家中可以说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有时唯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儿子读一点书，识几个字。喜禅在这种家境之下难得的读透了《三字经》、《百家姓》等所谓启蒙的教材。

        1895年，因为实在无法活下去，喜禅进入庄河青龙山双泉寺出家为僧。那一年，他14岁，拜师悟廉和尚，法名昌庆。在寺院中，喜禅又读了两年私塾，这期间饱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乐于与人交游，喜欢摆弄乐器，也愿意和会武功的僧人学习一些拳法，但最令他着迷的还是书画，对其尤是专注。

        喜禅的师叔悟三和尚，是当时庄河地区很有名气的画家，他和庄河画坛诸多画家多有来往，经常带上喜禅，受他们的影响，喜禅开始学习绘画，并在画上开始题名“青龙山僧喜禅”，这是喜禅法号称谓的最早由来，16岁开始，喜禅抛却杂念，专心画竹，开始了他传奇的墨竹生涯。

2.弱冠成名，三下江南；外师造化，终成大气

        喜禅一生画竹无数，传世作品就有两万多件，其中能有一多半流落日本、韩国。在日韩，喜禅名气之高出乎人的意料，现在仍有日韩画商多次来中国搜罗喜禅作品，到庄河以高价收购。纵观喜禅作品，大至丈二，小至尺余无不精品。立意、构图、技法诸多方面都别具匠心，蕴意无限。1994年，喜禅一幅丈二的墨竹作品在日本一次小型拍卖会上，拍出数十万美元的价格，有人说这决不会是喜禅作品的最高价格，喜禅作品价值可谓无可限量。

        喜禅学画了几年竹子之后，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庄河本地的香客和文人都知道青龙山双泉寺有个青年和尚画的一手好墨竹，一时之间求画者登破了门槛。

        但北方人画竹，受地域限制，多是凭空臆造，未见真竹。喜禅刚开始时也是如此，画着画着自己开始不满足起来，于是1901年~1927年间，喜禅三下江南，云游江南竹乡，流连竹林，日夜写生体味真竹。

        第一次写生归来，行至安徽时盘缠已经用光了，无钱住店，无奈之下，喜禅试着画了两幅中堂墨竹，要以此来抵住店的钱。没想到受到了店家的讥讽，店家只同意代售，卖多少就抵多少店钱。不想画刚挂出来，就被人以高价抢购，又引来当地大户富贾多家前来索画，一幅画的价钱已经远远超过住一个月的店钱，店家后悔不迭。最后喜禅离开时，还是送了一幅画给店老板，店老板感恩不尽。

        之后，喜禅经过山东，回到辽宁，一路上屡试身手，声誉鹊起，回到庄河后已是载誉而归。

        后来，喜禅又去过两次南方写生真竹。1925年，喜禅44岁时到湖北写竹两年，1927年回到庄河，画境大见恢弘，努力出古人之未出，艺术造诣达到顶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3.禅画相通，自成一家；身居草野，于世无闻

        喜禅作画，澄心静滤，聚运精气，纵笔直泻，一挥而就。喜禅努力研究自己的东西，他把参禅所悟到的东西完全融到了画里，喜禅之画，禅画相通，禅之妙悟与画之精神合二为一，再加上喜禅自成一家的左手禅体书法，使喜禅的画清秀峻伟，不落尘俗，意境深厚，非目能所视，要用心去体会。
 
        历史上画竹的名家也不少，以宋代文同与清代郑板桥为最，喜禅由于身居乡野，是无法看到这二位大家的真作的，但喜禅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功力绝不比这两位逊色，甚至有可能高过他们。像喜禅画中常见的肖似佛塔的“通天笋”与枯笔所成的“半截竿”，是喜禅自成一家的情趣，亦是喜禅一生向佛的修为真性所现。喜禅的一生大都是在文化贫瘠的辽南度过，一生为僧，身居草野，地位低下，不像文同身居高官，或者像郑板桥那样既做过官，又生活在书画交流广泛的扬州，而且以性格怪异闻名。而喜禅往来之交不过是些平凡之辈，也没有真正的机会把作品带到真正的大雅之堂上去，喜禅的墨竹虽然清品高上，却只是在民间传诵，最多只是在辽宁具有影响力而已，他一生与历史大家之称无缘，所以在中国美术史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关于喜禅的描述。

4.忧国忧民，染烟成癖；侠肝义胆，解民倒悬

        1904年~1945年，日本占领了大连地区，期间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对东北地区实行奴化教育。

        这期间，是喜禅绘画走向成熟的阶段，但在专心向画、一心向佛的同时，喜禅并未敢忘了民族大义，他任住持之后，在寺庙中设立私塾，教授弟子们读中国传统的诗书，也有人说喜禅也收留了不少贫民百姓的子女读书，但没有文字记载，年代又已久远，实在无从考证了。

        他本着出家人慈悲为怀的心态，尽量帮助黎民百姓，凡是百姓求画者，一律不取分文，只要自觉布施就可以了，有的穷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讨一幅画换一点米果腹，喜禅只当不知。有的老百姓回家把喜禅的画直接裱在墙上，第二年又裱墙纸，一层一层的，这样居然也保存下来不少喜禅的作品。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那时喜禅已经是名满关东，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镇）行政区的日本人对喜禅的墨竹很感兴趣，多次到双泉寺拜访喜禅求画，喜禅都给予拒绝，以身体有痒为由不为日本人画画。

        日本人经常到寺里来，双泉寺受到了威胁。使喜禅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偶然的机会，喜禅接触到了鸦片，他发现吸食这东西能让他暂时忘掉忧愁，时间长了，喜禅竟染上大烟瘾，这可以说是喜禅的传奇一生之中最大的瑕疵。

        日本人正面得不到喜禅的画作，就来歪的，开始在庄河地区加大抓劳工的人数，有一次一下子抓了40多人，放出话来，一幅喜禅墨竹换一个劳工的自由。喜禅连夜赶到貔子窝，就着日本人为他备下的大烟土，一夜连画40余幅墨竹，解救了无辜的平民。

        日本人对喜禅是极为尊敬的，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不会为难双泉寺，是以那些年，双泉寺由于受到保护没有遭到一丁点的破坏。后来也有人因为触犯日本人被抓，央求喜禅赐画救人，喜禅急人之难，有求必应。

        喜禅侠肝义胆的行径在当时广为流传，许多被救的人家中专供佛像为喜禅点香。究竟喜禅在伪满洲国期间解救过多少民众，喜禅活着的时候也记不清了，更没有文字统计记载，反正当时因为救人，喜禅有不少画作流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战败后又被他们带回日本国内，其中还有一部分流入韩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日本人、韩国人会对喜禅画作如此推崇的一个原因吧。

5.传业授道，广结佛缘；草野传奇，留与后人

        喜禅一生广结佛缘，以书画交友，与当时庄河的许多画家都有交流，与铁梅孙同九、牡丹王李峻三都有合作，切磋技艺，交流心得。

        喜禅收有弟子多人，成名的有赵世昌、鄂俊三、吕成之、张国安、关德智等人。除吕成之、张国安外，其余人作画皆属喜禅名字，以示对恩师的敬重。

        喜禅弟子最有成就的当属张国安，张国安墨竹在现代辽南也富有影响力，广受群众喜爱。张国安一生受喜禅影响，对艺术执着追求，不求名利，只求怡心养性。

        1953年，喜禅年迈，病死于青龙山双泉寺，时年72岁。

        1996年，喜禅最后一位弟子张国安病势。

        近年来，研究喜禅墨竹的人越来越多，学习喜禅墨竹画法以及收藏喜禅、张国安画作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以拥有喜禅墨竹作品为荣，庄河聚宝斋主佟振波，大连画家辛鹏更是研究喜禅的专家，辛鹏还著有专门介绍喜禅作品的专著，也有人拿喜禅的画作找我国著名的艺术鉴赏家杨仁凯和谢稚柳二老，二老齐叹佳作佳作也，值得珍藏！

        喜禅的艺术应该得到更多人的承认，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品，应该是作为辽南人引以自豪的。